【引言】

10月22日下午，在第三十二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SAECCE 2025）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上，FISITA终身名誉主席，清华大学车辆学院教授、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作为主持嘉宾，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朱华荣、地平线创始人兼CEO余凯等三位嘉宾一起，围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尖峰对话，深入探讨了企业领军人作用、高质量发展本质、健康产业环境、全球化布局、产业周期规律以及产业链协同创新等重要议题。以下为本次对话实录。

【对话实录】

长期、稳定、卓越的领军人是企业持续取得成功的关键

赵福全：从上一届开始，学会年会在全体大会上特别安排了与饶斌奖相呼应的尖峰对话环节。本届年会的尖峰对话延续了去年“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主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付于武先生、朱华荣先生、余凯博士三位行业领军人，共同探寻中国乃至全球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我想，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绕不开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饶斌奖所彰显的企业家精神。中国汽车产业历经几十年的积淀，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智能电动汽车的新赛道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阶段性领先。事实上，这种领先既是由于我们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前瞻投入和创新突破，也是由于我们在车身、底盘等基础总成以及诸多关键零部件上的系统性进步。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其背后最不可或缺的是：一代又一代汽车企业家们全身心的投入和百折不挠的坚持，他们诠释了以信念引领发展的企业家精神。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还有更远的路要走，这就更加需要企业家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开拓、探索和坚持。

刚刚本届饶斌奖授予了中国长安的朱华荣董事长。说起来，业内有这样一种共识：长安汽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朱总在长安拥有长期、稳定的领导位置是密不可分的，朱总稳健、卓越的领导力起到了“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我与朱总相识相交多年，最初我们是同行，分别在不同车企担任技术负责人。之后我转型到高校任教，开展产业研究；而朱总则在长安深耕不辍，从研发副总裁到总裁、再到董事长，不断担负重任，如今长安升级为新央企，他又出任新长安的董事长。在此过程中，朱总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坚持创新，以广阔的开放视野强化合作。在我看来，这是长安汽车持续成功的核心密码，也是中国汽车企业家精神的鲜活写照。朱总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饶斌奖是对整个长安的认可，其实这更是对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的企业灵魂人物的认可。

付理事长，您如何看待朱华荣董事长对于长安汽车的核心引领作用？特别是他在长安汽车关键位置上长期、稳定地发挥领导力，对长安汽车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付于武：这确实是企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记得疫情期间，华荣总曾来北京与我见面。当时他告诉我，有消息称他可能会被调离长安、另有任用。当时我坦诚地对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信息的真假，但我认为，你不应该离开长安。

为什么不应该离开？今天中午左延安董事长也提到，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拥有灵魂人物是充分条件之一。我初识华荣时，他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此后历任研究院院长、副总裁、总裁，直至如今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长安汽车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中，他都作为企业高层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客观地说，朱华荣作为长安汽车的灵魂人物，在长安汽车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所以，刚才我在给华荣颁发饶斌奖时对他说：这是行业的共同认可，你是实至名归。

大家知道，饶斌先生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也是中国汽车产业的灵魂人物。而饶斌奖作为汽车工业的最高荣誉，主要奖励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汽车人。在本届饶斌奖的评选过程中，我们征询了行业领导、资深专家、相关机构等多方意见，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将今年的饶斌奖授予朱华荣同志。借此机会，我想在汽车工程学会年会大会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向朱华荣这位杰出的企业家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赵福全：谢谢付老！接下来请余博士谈一谈，企业拥有长期、稳定的灵魂人物，为什么如此重要？特别是像汽车这样链条长、领域多并且直接面向广大C端用户的复杂产业，您认为领军人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或者说，什么样的领军人能称得上是企业的灵魂人物？

余凯：谢谢赵老师。朱总今天荣获饶斌奖，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业界同仁都会感到，朱总是众望所归。事实上，地平线的成长，与朱总以及长安汽车的信任和支持密不可分。我们车规级芯片的首个量产项目就是与长安汽车合作的，当时长安汽车愿意在车规级芯片这样关键的领域，把机会给到地平线这样一家初出茅庐的创业公司，这对地平线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份支持，恐怕地平线也很难成长为今天这样在行业中非常活跃的供应商。

就我个人而言，每每想到长安汽车，我就想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活力。我觉得，这是长安这家企业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背后高管团队特别是领军人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刚才说到，朱总是研发出身的，之后逐步走上企业领导岗位，需要对企业从洞察市场到打造产品、再到销售及服务的整个商业闭环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既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导师。因为我同样是研发出身的，之后从工程师的角色，逐步转变为对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商业闭环负责的角色。在转型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实现商业闭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注入精神内核或者说“灵魂”。一直以来，朱总给我的印象始终都是活力四射，他每次走上讲台时，都让人感到极强的感染力，其演讲饱含激情、金句频出，更重要的是总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内容，让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被他吸引。

说起来，长安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家企业，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60多年前。但古老的长安今天仍然充满活力，无论是深蓝、启源、阿维塔等新品牌的相继推出，还是第三次创业的持续推进，长安始终保持着创新的活力、奋进的激情。我认为，领军人既要立足当下，确保企业短期的经营业绩与商业成功；更要着眼长远，塑造企业长期的文化与精神。在这方面，朱华荣董事长无疑是我的楷模，也是众多企业家的榜样，更是中国汽车产业卓越的领军人之一。

坚守个人梦想与初心，传承企业文化与精神

赵福全：谢谢余总！我觉得业界对朱总的评价十分中肯，今天朱总的获奖可谓实至名归。下面就请朱总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些年来长安汽车在您的领导下稳步发展，您也将自己的汽车人生全部奉献给了这家企业，正是由于您在长安稳定且稳健的领导，大家才将您视为长安的“定海神针”。不过这几十年中您是不是也有过犹豫与迷茫，因为您一定面对过太多内外部的压力，可能也曾受到过来自外部的种种“诱惑”，不知道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要知道，汽车产业的较量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一款车型从创意构思到投放到市场，即便现在周期有所缩短，也需要两三年；而且汽车产品有上万个零部件，同时每年售出的数百万辆车都必须满足一致性要求。所以，车企之间比拼的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始终如一的努力与坚持。朱总能否和大家谈一谈，您是如何将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与长安长期的核心竞争力有效结合起来的？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全行业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华荣：感谢福全教授的提问，您总能精准地挖掘出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刚才付老和余博士对我的评价，实在是过奖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我们恰逢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快速发展、转型升级，长安汽车以及我个人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才取得了些许成绩。

除了时代赋予的机遇，支撑中国汽车产业前行的还有诸多优秀企业家及其团队的梦想与初心。无论是在座的竺延风董事长、左延安董事长等业界前辈，还是我这一代人，大家都怀揣着“做强自主品牌”的梦想与初心，前赴后继地不断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并在实践中持续积累经验，逐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当然我认为，今天自主品牌还不能算是完全成功。尽管我们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和份额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不过从全球市场来看，与世界一流品牌仍有差距，还远未形成受到广泛认可的品牌力。所以，今后我们还要坚守梦想与初心，继续不懈努力，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赵教授问我，是否有过犹豫和迷茫。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有过很多这样的时刻。当开发的产品失败时，我的内心充满沮丧；在燃油车时代始终难以突破产品溢价瓶颈时，我也倍感压力……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企业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后来我深深地意识到，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品牌力不足。而汽车产业的较量是一场持久战，品牌力的提升并非短期就可以实现，所以急不得、躁不得，必须扎扎实实地练好内功，特别是要从人才队伍和技术能力建设着手。为此，长安汽车才会布局“六国十地”的研发基地，才会大力引进全球优秀人才，才会持续构建自主可控的研发能力。其实，这些举措都是从反复实践和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刚才赵教授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企业家必须坚持，对此我深表赞同。汽车产业就是需要领军人带领团队不折不扣地持续实践，在失败后也不放弃，而是重新出发、坚持实践，直至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所以，今天授予我的饶斌奖，既是对我个人以及长安汽车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汽车产业坚持创新实践的认可。同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没有全球众多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们也很难坚持下来，共同将中国自主品牌推向新的高度。在此，我想向长安汽车的所有支持者和合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福全：朱总，这个问题您还没有完全回答。您刚刚谈到，在经历失败之后要坚持、再坚持，直到取得阶段性的成果。那么，这种坚持背后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让您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是物质回报，还是职位晋升？作为中国汽车企业家们的杰出代表，请您分享一下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朱华荣：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一方面与“做强自主”的梦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长安长期积淀的深厚文化密不可分。在长安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精神特质，逐步积累成为企业的文化基因。具体来说，我将其总结为两个关键词。

一是创新求变。应该说，长安在每个时代都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从未停下探索求变的脚步。虽然创新如果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无用功。但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长安在历次关键节点上总能实现突破：从清朝时建立的上海洋炮局，到此后在洋务运动中发展壮大，再到抗战时期的西迁坚守，直至改革开放后毅然转型进入汽车产业。时至今日，我都觉得难以找到某种明确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长安的老领导们能够下定决心转型造车？最终，我只能理解为：他们凭借的是一种创新求变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是百折不挠。这是长安精神的内核和底色。例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时的长安从南京逆江而上，将所有设备搬运到重庆。整个过程历时三个月，途中还遭遇过日军轰炸，但是长安人并未退缩，抵达重庆之后迅速恢复生产。可能从那时候起，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就已深深根植于每位长安人的心中。我们今天传唱的《长安之歌》，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并且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长安的价值观与发展理念中，成为我们始终坚定前行的底气所在。

赵福全：朱总表示，自己持续坚持的动力，既源自个人的梦想与初心，也源自企业传承百余年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力量。事实上，汽车企业的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需要不断创新探索、不断试错前行。在此过程中，企业文化和精神的代代传承至关重要。而百年长安就有这样的传承，正如那首《长安之歌》，就把抗战时期的长安精神铭记下来，让年轻一代长安人知道企业曾经这样走过，从而更好地理解长安精神，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不是“虚的”，更不是“假的”，而是既要有基本的理念，更要有具体的实践。最终要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都明白，唯有凭借这样的文化和精神，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刚才余博士谈到，他眼中的朱总和长安总是充满了活力，我想这正是长安及其领军人精神内核的体现。朱总作为60后，至今仍然保持着创新的激情，这种坚持尤其难能可贵。同时正如付总所言，朱总荣获饶斌奖是各方一致认可的结果。在我看来，这种行业共识也是对朱总的激情和坚持的最大肯定。

确保安全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之基

赵福全：下面我们来谈谈高质量发展，这是当前业界热议的话题。那么，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三位嘉宾能不能用两三个关键词来阐述一下各自的理解？付老可以从行业层面来谈，朱总和余博士可以从企业层面来谈。包括企业研产供销服等各个环节，也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品牌建设等重要工作。首先有请朱总，您是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呢？您这么多年带领长安汽车一路走来，有哪些感悟？

朱华荣：我认为，企业在不同阶段，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或者说诉求是有差异的。比如在自主品牌发展初期，高质量发展先要确保有更多的销量，因为企业要活下来，就必须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发展到今天，长安汽车的年销量已经接近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到了8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意识到，仅有规模是不够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品牌溢价力和全球信任，而这一切的核心是利润。同时在本轮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中，高质量发展也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有鉴于此，我又给高质量发展加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词是安全。随着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快速发展，我越来越觉得，安全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所以今年长安成为央企之后，我提出了“新央企、新长安、新安全”的发展理念。这里的“安全”是一个泛安全的概念，既包括产品安全，也包括数据安全、个人隐私安全，还包括企业的经营安全等多个维度。

第二个词是盈利性。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盈利为前提。现在长安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盈利的产品坚决不开发。长安发展到今天必须理性发展，不能为了销量数据的堆积而盲目参与市场的恶性竞争；同时在全球化布局中，更要杜绝把“内卷”海外化，不能为了抢占市场就低价竞争，破坏中国品牌的全球形象。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高质量发展。

赵福全：朱总谈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会随着企业发展阶段以及市场需求的不同而变化。企业在初期必须确保活下来，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打开市场，实现更多的销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仅有数量就不够了，企业高质量发展还要实现品牌的提升；到了当前的阶段，高质量发展还要做好安全和盈利。朱总强调，他所说的安全，不只是产品的安全，诸如电动车不着火、智能辅助驾驶不撞车等，还包括信息安全以及企业的经营安全等，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大安全”概念。事实上，要确保企业的经营安全，企业必须依靠核心技术的支撑来做好产品安全；同时，盈利其实也在企业经营安全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余博士，请您谈谈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

余凯：说起高质量发展，我想结合地平线的发展来分享一下感悟。地平线创立至今正好是10年，回望过去，我们能够始终“留在牌桌”上，是因为坚持了一个核心理念——企业活得长比活得炫更重要。对企业而言，唯有持续生产，才能持续创新，才能持续创造社会价值，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

据我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许多企业都是借着时代的机遇快速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行业周期，习惯于“不顾一切抓机会”。与地平线同期的不少创业公司都更关注“抓机会”，也就是商业机会或者市场机会，即所谓的“生门”。但地平线的策略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们将70%的精力用在关注“死门”上，也就是更关注产品风险、公共关系风险、合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人事组织风险等各类潜在的危机。

先想清楚可能会在哪里摔跤、在哪里“死掉”，然后集中精力避免这些风险，这就是地平线经营的核心准则。所以，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我们在财务上一直极其保守，避免任何可能的资金链风险；产品规划上也很慎重，初期没有盲目追逐无人驾驶的热点，而是从智能辅助驾驶切入，逐步积累安全技术能力、规模量产经验以及质量管控能力，从高速辅助驾驶、高速NOA（导航辅助驾驶），逐步向城市NOA进阶，始终坚守“不当明星”的理念。

事实上，地平线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就是：成就客户，耐得寂寞。说起来，“成就客户”是许多企业共同的理念；相比之下，“耐得寂寞”可能更能彰显地平线独特的核心价值观。在战略方法论上，我们始终遵循“永远不在悬崖边跳舞”的原则，这与朱总刚才特别强调“安全”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在我看来，企业如果想要实现长久的发展，就必须保持敬畏之心，毕竟企业经营不是一场短暂的派对，而是一个长久的征程。这也是我们将自己的芯片品牌命名为Journey（征程）的原因。今天地平线仍然是汽车行业的“小学生”，我们反复告诫自己，必须时刻保持谦逊学习的心态，坚持低调经营，持续聚焦核心能力建设与风险防控。

赵福全：余博士刚才实际上阐释了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经营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此，企业要耐得住寂寞，不断夯实基础，并且始终严控各种经营风险，确保安全经营真正落地生根。

摒弃“内卷”恶性竞争，共建健康产业环境

赵福全：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前面两位企业家都强调，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安全、谨慎前行，可是如果企业行动速度太慢，又可能会错失机遇。如何在安全和速度这二者之间做好平衡，这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共同课题。付老，您有着55年的行业经验，见过不少企业因为发展过快而盛极转衰，也见过不少企业因为过度谨慎、始终“小火慢炖”而错失良机。那么，您怎样看高质量发展？就行业而言，又该怎样推进高质量发展呢？请您与大家分享一下。

付于武：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汽车产业的“必答题”。我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应该包括：创新、长期主义、全球化和人才。没有创新，就没有今天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没有长期主义，长安等优秀的中国汽车企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没有全球化，中国就难以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中国汽车企业也难以成为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而没有人才，企业所有的战略都无从落地。但是在这些关键词之前，我认为还有一个首要的前提，那就是风清气正的产业发展环境。

作为一名老同志，这几年我一直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种渠道呼吁“反内卷”。看到汽车行业恶性竞争的乱象，我深感痛心。去年北京车展开幕的那天，我和赛力斯的张兴海董事长在展馆边一起餐叙，我们聊得很愉快。之后准备去看车展的路上，我看到网上满是流量炒作以及企业间互相攻击的喧嚣，这让我瞬间就没了心情，最后没进展馆就转身离开了。我认为，这种乱象对产业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我们唯有建立起互相尊重、秩序井然、依法依规的良好竞争环境，才能让企业的创新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才能让企业的长期主义真正落地。反过来讲，我坚信，只要破除了“内卷”，凭借中国汽车人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所有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所以，当前最为关键的是，构建行业共同的价值观，为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和文化保障。

赵福全：付老的观点一针见血。行业“内卷”没有赢家，恶性竞争会让所有企业沦为“内卷”的牺牲品，所谓“大河没水小河干”，最终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为了推进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内卷”、反对恶性竞争，共同建设良性、有序竞争的健康产业环境。

全球化布局需坚持长期化、本地化、体系化和社会化

赵福全：下面我们交流一下全球化这个话题。刚才付老指出，全球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朱总也谈到，千万不要把国内的“内卷”模式复制到海外，否则中国车企的国际化之路将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我想朱总在全球化方面肯定有过深度思考，能否请您谈谈，中国车企应该如何在国外参与竞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呢？

朱华荣：长安在制定海外战略时，明确了四个关键词：一是长期化，出海不能有投机心态，一定要从研发、生产、供应、销售、运输等全链条进行全球性的长期布局；二是本地化，出海要真正融入当地，为当地市场和社会创造价值，包括培养本地化的人才、建设本地化的制造基地、创造本地化的就业岗位等等；三是体系化，车企进行全球化布局，离不开全链条的体系能力支撑，这是全球化的基础；四是社会化，企业还要同步推进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建设，例如在当地践行双碳目标、贡献税收、支持教育、参与救灾等公益事业等，让企业真正融入到当地社会中。我认为，以上就是中国车企走好全球化之路的核心。

另一方面，中国车企出海面临着众多挑战，主要必须解决如下几大问题。首先是海外标准的适配能力不足。就长安而言，等到真正走出去后才发现，我们在多个海外市场上，这方面的能力近乎为零。我们在国内市场自认为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产品，拿到海外市场却发现没有这种优势了，因为与当地的标准完全不匹配，这暴露出我们之前在国际化标准研究与适配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其次是本地化融入深度不够。前不久我们欧洲事业部的负责人反馈，当地团队明显分成了“说中文”和“说外语”的两拨人，尽管他们在做同一个本地化开发项目。所以他规定，所有人在工作场合统一说英语，这样就从形式上解决了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深层次的融合，恐怕还需要时间。

最后是文化与价值观融合困难。我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可是海外团队却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事情一方觉得理所当然，另一方却往往并不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把不同国家和地区团队的文化和价值观融合起来，特别是把管理理念和方式真正统一起来，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的。绝不是说编制一本《长安汽车欧洲公司文化手册》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努力、持续磨合、相互包容的过程。

赵福全：朱总分享了多年来基于实践的感悟，这让我们对全球化的巨大挑战有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理解。我听下来，朱总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敬畏。特别是“此出海非彼出海”，今后中国车企的全球化之路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只是贸易型出海，而是要在海外市场进行全链条、深层次、长期性的布局，也就是要成为在当地运营的公司。更进一步来说，还要成为当地优秀的企业公民，助力地方发展，做好ESG工作。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被海外市场更好地接受。此外，到了海外市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或地区，也与中国存在着文化、语言以及法规等的巨大差异，对此中国车企必须高度重视，不断提升自己的适配能力。无论如何，出海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必答题”，我希望，各家车企都能有长线思考并审慎布局，切不可“卷”到海外，或者“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将严重伤害中国汽车品牌的整体声誉和长期竞争力。

遵循产业周期规律，拥抱专业分工的开放生态

赵福全：下一个问题，有请余凯博士回答。当前汽车产业正从传统的产业链向新型的产业生态转型，已经不再是单纯由整车企业主导的格局。地平线作为向众多整车企业提供核心部件的供应商，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整供分工与产业格局？具体来说，地平线为什么能够吸引多家车企选择你们的芯片？同时，你们在满足共性需求的基础上，又是怎样帮助不同车企实现产品的个性化与差异化的呢？

余凯：汽车产业正在走向电动化和智能化，本质上，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周期。我对汽车产业周期的研究比较浅，不过我对PC产业周期、移动计算产业周期是非常了解的。在我看来，每一个产业周期都会遵循“起步-成熟-稳定”的演进规律。在产业起步阶段，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还不成熟，都是非标准化的。此时，整车企业往往需要亲力亲为和垂直整合来快速推出产品、有效控制成本，以抢占市场先机。等到产业走向成熟后，就会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每个细分领域经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后，都涌现出兼具技术、成本和人才优势并且可以围绕单点技术持续迭代的专业化企业。此时，整车企业拥抱开放的专业化供应商生态，远比垂直整合模式在效率和成本方面更有竞争力。因为垂直整合容易导致企业陷入“熵增”的封闭系统，内部技术很难向外市场化，也就很难保持持续领先，同时企业技术决策的客观性也难以保障。

历史已经多次验证这一规律。例如PC产业，早年的王安电脑、IBM、DEC、太阳微系统等电脑公司均采用垂直整合模式，后来都被拥抱微软、英特尔等开放生态的联想、戴尔、惠普等企业取代了；又如手机产业，早年的摩托罗拉、西门子、飞利浦、诺基亚等企业也都采用垂直整合模式，最后也相继被融入开放生态的手机企业所超越。

我相信，汽车产业也会遵循上述规律。在电动化领域，电池已由最初的垂直整合走向垂直整合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格局；在智能化领域，我认为后续同样会逐步走向专业化分工，因为开放的系统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总体来看，目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电动化与智能化已开始向这个方向演进了。

作为供应商，地平线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两点：一是专注核心能力建设，心无旁骛地做好技术研发、产品迭代、人才培养和组织优化，打造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坚持利他共赢的商业思维，秉持服务客户的态度，与产业链上的各类伙伴建立开放共赢的合作关系。

近期地平线的出海业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关键同样在于与国际伙伴开放共赢的合作。我们与德国博世合作拿下了海外的大量订单，与电装合作获得日本车企的大量订单。这些合作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产业分工与开放合作的重要性。事实上，欧洲各国数据管理等相关的法规与国内差异很大，仅凭地平线自身的力量很难做到全面适配，唯有依托本地合作伙伴的资源与经验，才能快速在当地市场立足。

赵福全：余博士谈到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新产业都要经历“培育-规模化-成熟”的演进过程，这也就是技术创新的所谓S曲线。企业不能用产业培育期的模式应对产业成熟期的竞争，因为到了产业成熟期，只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以更好的技术、更优的质量和更低的成本来大规模地提供产品。

我认为，对整车企业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面向用户需求的产品定义能力、用户体验的持续优化能力以及整车及关键系统的集成能力，除此之外的业务，都应该依靠具备专业能力的供应链伙伴，而不是样样都要自研自制。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需要在单点技术上具备“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迭代能力，同时努力形成规模优势，进而成为整车企业不可或缺的创新伙伴。这种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协同创新模式，也就是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将为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释放整供协同创新潜力，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赵福全：最后一个问题请付老来回答。您一直非常关注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今天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汽车行业透明供应链”项目刚刚正式启动。我觉得这个项目绝不是形式上的表态，而是在实质上传递一种核心理念：供应链对于汽车产业至关重要，没有强大的供应链，就没有强大的汽车产业。所以，全行业要通过信息共享、数据共通和技术共建，来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协同化，从而让整个产业前进得更稳、更远。那么，您如何看待整车与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发展？

付于武：中国汽车产业在智能电动汽车的新赛道上已经实现了全球领先。这种领先既不只是整车企业的功劳，也不只是零部件企业的贡献，我认为，从根本上讲，这是产业链协同创新所形成的整体优势。

记得在一次《汽车蓝皮书》发布会上，有位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多而不精、多而不强”，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老实说，这个问题让我深受触动，当时也确实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现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赛道切换。在内燃机汽车的时代，我们在传统赛道上没有优势，很难突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壁垒。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我们果断切换到电动化、智能化的新赛道上，才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换道超车。而支撑这种换道超车的核心就是，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整体优势。

前几天我和几位老同志开会时也聊到，客观地说，中国汽车产业在原始创新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不过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我们凭借体制优势，可以充分释放整供协同创新的潜力。现在大家通过各种信息都能看到，中国汽车产业的新型整供关系正逐步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启动“汽车行业透明供应链”项目，就是希望能为支撑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

此外，对于全球化，我还想补充两句。今天上午与竺延风同志交流时，我们谈到2002年在中央电视台参加《对话》栏目。当时主持人问，中国汽车产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远？那时还不到四十岁的竺延风回答：“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二十年”。这句话其实表达的是，我们要客观正视差距；差距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而是要沉下心来持续创新、不断积淀。当时我也在现场，我明确表示，和延风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这个回答一时间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批评，而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准确判断。

我觉得，全球化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正如华荣刚才所言，中国车企出海征战，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我们依然任重道远。在当地文化理解、法律法规适配、国际运营能力等方面，我们与真正的全球化车企仍有明显的差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总结了几个关键词——看到差距、充满敬畏、理性布局、长期深耕。绝对不能搞成“千军万马、盲目出海”。就像之前俄罗斯市场一下子涌入上百个中国汽车品牌，最后由于无序竞争导致一片混乱，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当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积极的进展：现在中国汽车出海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部分品牌表现亮眼，而且开始从贸易出口转向在当地产销，甚至是连同供应链生态一起协同出海。同时，中国部分骨干汽车供应商已进入到奔驰、宝马、保时捷等豪华品牌国际巨头的供应体系中，包括智能辅助驾驶等核心领域都实现了突破；还有特斯拉，不仅在中国市场使用中国供应商，而且还将中国的供应商带到全球其他市场。这些进步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谦逊与敬畏之心，才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赵福全：非常感谢付老、朱总和余博士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关系，本场对话就到这里。最后，我对今天交流的内容做个简要总结，我觉得核心共识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企业家精神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根基。朱总荣获2025年度饶斌奖，是全行业对他几十年来坚守做强自主品牌梦想、践行创新驱动战略的最高认可。在他的领导下，长安汽车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背后蕴含着一个关键的逻辑：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团队特别是领军人的引领，而领军人长期、稳定的坚守至关重要。因为汽车产业需要持续创新、不断探索，只有确保领军人稳定，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梦想；也只有包容领军人在探索中的试错，才能使试错成本真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与坚持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长盛不衰的保障。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安全+长期主义”。高质量发展就是打造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品、建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而安全是最重要的基础，长期主义则是最根本的路径。对此，朱总谈到了“泛安全”的理念，包含了产品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和经营安全等多个方面；余凯博士强调“不当明星、先防风险”；付老则呼吁坚持长期主义、坚决反对“内卷”，建立风清气正的产业环境。在我看来，没有安全，发展就是空中楼阁；没有长期主义，高质量至多只能昙花一现。

第三，中国汽车成功出海的关键是“敬畏规律、深耕本地”。中国市场虽大，海外市场更大。要成为汽车强国，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全球化发展之路。几位嘉宾都谈到，出海的机会大，但挑战也大。我们现在只是在智电汽车的新赛道上取得了局部性、阶段性的领先，这并不代表全球性、持续性的领先。所以，付老特别提醒大家要“看到差距、保持敬畏”，才能行稳致远。切不可“打一枪换个地方”，更不能把“内卷”带到海外。在这方面，长安汽车奉行“长期化、本地化、体系化、社会化”的出海准则；地平线秉持“开放合作、利他共赢”的理念打开了国际市场。这些都是很好的正面案例。

第四，协同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仅靠整车企业是不够的，还需要优秀的软硬件供应商一起努力，共同做好专业化分工的协同创新，这将为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理解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整车企业应聚焦于产品定义能力、系统集成能力以及用户体验优化能力，而供应链企业应深耕细分领域，强化专业能力，最终整供企业合理分工、有效协作、协同创新，携手推动中国汽车产业早日实现汽车强国的战略目标。

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再次祝贺朱总荣获2025年度饶斌奖！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汽车企业家践行初心使命、坚持创新探索，在引领各自企业披荆斩棘、不断前行的征程中，共同书写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谢谢大家！

作者 | 会议组

审核 | 冯锦山

编辑｜原敬鑫